（第六届进博会）彭森：数字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此间出席第六届进博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时表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

彭森6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说，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乃至今后可预见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6日参加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出席“探寻国际数字治理之道 同创数字产业发展之机”分论坛暨数字贸易创新高端对话。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多重要？

彭森：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3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而去年GDP增速只有3.0%，数字经济增速已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的增速。数字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1.5%，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即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已达到7.8%。“十四五”规划要求将“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从2020年占GDP的7.8%增长到2025年的10%。数字经济生产率水平和同比增幅都显著高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提升起到支撑、拉动作用。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在社会治理方面会遇到什么挑战？

彭森：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重要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经济的发展由此面临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所产生的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治理问题；其二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构建，即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问题。

就宏观层面的影响而言，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在过去几十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我国数字经济普遍还存在“大而不强”的特点，用户、市场规模较大，但技术优势不突出，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不足，与数字经济领先国家还存在差距。另外，一些地方政务数据共享程度不够，缺乏融合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同级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难以满足智慧城市建设、管理与服务的需求。

发展数字经济为什么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

彭森：数字经济同时具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双重因素。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都从技术上提高了生产效能，这是科技创新的体现。数字要素的流动和投入，往往又以突破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特征，又具备了体制创新的内涵。由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宏观层面必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当前，囊括数据要素在内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这种呼应的具体体现。

2020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要求。近年来，数据要素脱颖而出，超越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上升为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以数字化丰富要素供给，以网络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以智能化提升产出效能，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成为人们的共识。

从具体操作来看，您觉得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存在什么难点？

彭森：从数据要素市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的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由于数据要素市场仍处在培育期，重点任务是进行数据基础性制度性建设，主要涉及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交易流通制度，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以及数据要素安全治理制度等，其中仍然存在诸多难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如何在满足数据要素化流通的要求下，有效化解数据安全风险。具体来看，一是涉及到数据存储和处理的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化流通的基础网络仍然存在安全漏洞，“本质安全”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二是在数据要素的社会化大流通体系下，实现数据处理和应用全程管控仍然面临挑战，“过程安全”保障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三是当前数据安全管理与监管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仍然有完善提升的空间，地方和行业的安全制度细则仍待补齐，“制度安全”需要进一步夯实。

其次是在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体系建立方面，确权难、定价难、市场缺位等困境仍待突破。具体来看，包括数据治理各参与方的权益如何保障，数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和收益分配机制如何建立，以及满足不同主体利益诉求、让数据财富惠及全体公民的数据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如何构建等。

对上述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和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化解？

彭森：我认为需要从三个角度入手。其一，要坚决维护“有效市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正在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质是要突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和创新。市场化改革是破解经济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其二，要正确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数据转化成为生产要素，要求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市场建设和治理等方面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数据采集、数据开放、数据交易等政策的制定实施；二是要推动数据融合，统一技术标准，推动数据的统一目录管理、统一认证和统一交换；三是强化风险监测，确保数据安全。

其三，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数字经济领域的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开放政策的重要部分，国际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国内外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衔接，则是国际数字贸易得以铺开的基础。我国主动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积极参与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数字贸易领域扩大开放。2020年9月，中国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表达了对数据安全与合作的基本主张。中国还倡导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通过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